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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不幸的人：做右下肺切除手术，被医生不慎切开了肺动脉；补肺动脉的时候，又被不慎将右全肺切除；切右全肺的时候，又被医生割破了食道。
更为不幸的是，对这场简单确凿的医疗事故的最终鉴定，竟用了7年时间！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烧烧穿了食道？
1998年8月22日，46岁的南京栖霞区农民张家福胸闷、咳嗽、发烧，村医建议他住进南京市胸科医院治疗，因为南京胸科医院是三级甲等的专业医院，治疗肺部疾病是专长。胸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张家福支气管扩张、右下肺不张。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以后，医生建议他将右下肺切除。
手术让张家福紧张，医生安慰他：放心，这样的小手术，在我们医院也就是小菜一碟，跟割阑尾手术一样简单。有了医生给的这颗定心丸，张家福与家人一商量，答应手术，施行手术的医生就是张家福入院时为他治疗的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赵某。
同年10月16日，是张家福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日子。当天，他被施行全身麻醉送上了手术台，而从手术台下来以后，他的生活从此被改变了。
有关这一天，他爱人丁治凤记忆犹新。当时她跟张家福的哥哥在手术意见书上签完字后，就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外，张家福被送进去没多久，另外一位白大褂匆匆赶来，在手术室门口，医生特意停下脚步，问道：“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丁治凤紧张地站起身来，“我是。”
医生说：“你丈夫 出事了，大出血，别急别急，我就是赶来抢救的。”
当时，张家福的肺动脉在手术中被割破，出血量达3800ml，肺动脉离心脏很近，不及时止血，几分钟内就有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位后来赶来的医生抢救还算及时，他把张家福的心包打开，主动脉扎死，控制住了失血，同时输入2600ml血液，后续的手术部分仍由赵医生继续主刀。命大的张家福总算活着被推出了手术室。
术后两个月，张家福还在靠鼻饲输入流质，他纳闷：“别人肺部手术以后很快就可以吃东西进补，我怎么只能从鼻子里输流质呢？”他几次询问赵医生，问得多了，赵医生脱口说出一句：“你食道通掉了，怎么吃东西？”
张家福吃了一惊，接着又问：“那我的食道怎么会通掉了呢？”
医生回答：“你自己发烧烧通了。”
做贼偷病历
发烧能把食道烧通掉？并不具备多少医学知识的张家福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太可能。可是自从手术以后，医生就把他的病历收了起来，不给他看。病房里的人出谋划策：要不到，就偷。如果你硬跟医生要，他把病历藏起来，你连偷都偷不着。
丁治凤老实，“我这辈子在农村，连根稻草、棍子都没得偷过，字也识不了几个，知道哪个是他的病历？实在是不敢。”
没办法，张家福只好自己动手。
“当时我肩膀上，插着根管子，身上挂了个桶，不停地朝胸腔里面灌水清洗。然后，肚肠这里，做个空肠造口，戳一根管子到肠子里，靠这个来进食。”张家福掀起衣服，瘦骨嶙峋的左下腹部有一个钱币大的深褐色伤口。“她不敢，我就只好一个手抓住这个桶，另外一个手抓住这个管子，自己去偷。”
“护士值班室有两间，里面是休息室，外面是治疗室，我趁晚上下班以后，护士在里面房间休息了，就偷偷到外面一间找我的病历。我是第13病床的，病历在一排抽屉的最下面一格，我跪下来，一个手伸出去够——不能蹲，一蹲这个管子会戳疼肠子——心里面很怕，好在我的病房就在值班室的斜对面，一拿到病历，马上连滚带爬，跌跌撞撞爬回自己房间。”
回到病房，张家福反身关上房门，让病友拉上窗帘，自己躲在角落翻看。病历上的手术记录如同晴天霹雳。原来，在修补肺动脉的时候，医生切除了他的右全肺，而且由于食道粘连，食道也在手术中被割破了。
“当时我捧着病历，也不知道这些字是自己看到的，还是做梦梦到的。”
大梦方醒后，张家福嘱咐儿子将病历拿去复印，他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医生碰巧出国去
张家福向医院出示了病历，院方因此同意免收他以后的治疗费用，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还不忘批评他，“张家福啊，我们医院四五十年了，第一次遇到偷病历的！”至此，张家福的手术费已经交掉了五万元。
张家福在南京胸科医院一住就是五年多，而他的劫难，才刚刚开头。
手术10天以后，张家福发生了严重的胸膜瘘。为了促进食道的生长愈合，1998年12月，赵医生在张家福的食道中植入了记忆金属支架。
“这个金属支架，中间是一层金属的膜，两头是活动的，有弹力的。按照规定，记忆金属支架在人体里只能存放最多6个月，时间一到，必须取出来。”张家福在凹陷的喉咙口比划着。久病成医，七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引述各种相关的医疗术语了。
胸科医院张伯生医生为张家福做了检查，发现支架“内径偏小，弹力不足”。用钡餐检查，白色的钡餐试液顺着食道外壁向外渗。张家福提出将支架取出更换，医生答复：谁给你安的，谁给你取，别人谁负得了这个责？
然而这个时候，赵医生已经远赴国外学习心脏手术去了。留下张家福和他嗓子里那副叫人疼痛难忍的支架，成为医院的“老大难”。止疼片剂量一加再加，最终失去效力，张家福只好依靠打杜冷丁来抵制痛楚。
“我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年，医生护士个个当我是过街老鼠，但我都从来没跟哪个医生护士红过脸吵过架。包括这个赵医生，他伤害了我，我不恨他，因为他不是有心伤害我的。手术台上会发生意外，但是，没有哪个医生会故意伤害病人。我只恨他一点：他怎么可以出了问题不认账？有我这样一个重病人没有治愈，他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地自己出国去？”
虽然没有证据，但张家福坚持认为，赵医生是为了躲他才出国的。其他医生护士隔三岔五地跟他说：“赵医生在国外还关心你，打电话回来问你的情况呢。”他就在心里嘀咕，“是问我死没死吧？”
张家福命大，他偏要活着。
坐着睡觉躺着寻死
1999年底，赵医生“学成归来”。
这时候，张家福的支架，已经在他喉咙里住了快满一年了。他再次要求，取出支架。
“两个医生一起用力，用铁钩子，从我的嘴里伸进去钩住支架往外拽。我人本来是平躺在病床上的，最后把我整个人都拽坐起来了，支架还没拉出来。”回忆这段往事，张家福干瘦的脸完全皱缩起来，“把我疼死了”。
这一年里，食道上新长出来的肉芽全部扣到支架的网状金属膜中，把支架完全包死，无法取出。张家福不得不接受又一次手术——将食道完全切除，把整个胃提升到胸腔。
“现在我的胃就在胸口这里。连觉都不能睡，靠左边睡，我的胃会压着心脏。靠右边睡，我的胃会压着肺。平躺着睡，整个人就像一个瓶子不盖盖子。倒下来，吃的东西会往外面漫。我只能靠在椅背上，坐着睡觉。实在累了，就到床上垫个枕头半躺着。”第二次手术后的张家福基本成了一个废人，他从105斤掉到了74斤，全身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他一边适应这种痛苦，一边和医院进行协商，指望能有一个说法，甚至几次找到医院的院长，“赔我五万块，我马上回家。”医院断然拒绝了他。
1999年3月，张家福将南京胸科医院告上了法庭。同年6月1日，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通知南京市胸科医院提供本案病例相关资料，胸科医院一直没有提供，事情拖到2000年底，仍然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张家福无奈撤诉。
他几次想到了死，在他躺的病床的床杆上系有一根绳子，以往他在床上气闷了，想坐起来就拉一把绳子，将自己拽起来。
他趁妻子打盹的时候，把绳子套到脖子上，三次都被妻子发现了。她哭着求他，“孩子还没成家，你不能死。”
“后来她就不敢睡觉了，硬看着我。”实在累了，丁治凤就枕住他的手臂眯一会儿，不让他能腾 出手来寻死。日积月累的疲惫，这个质朴的农村妇人也病倒了，子宫大出血，最后子宫全部切除。看着为自己而累垮了的妻子，张家福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他要为残疾的自己，讨一个公道的说法，为贫困的家人，讨一个稳定的未来。
2003年10月18日，医院突然中断了对他的治疗，理由是张家福已拖欠医药费用10多万元。张家福没有因此而离开医院，“处理结果不出来，你哪怕没有床位，让我睡过道，睡太平间，我都要住在医院里。”
法医懂法又懂医
“市信访办、区卫生所、市卫生局……这些地方，我分别跑了不止六次，没有一点回音，没有人找我谈过一句话！找到胡志强做我的代理，是福气，这个胡律师，是老天爷派来帮助我的。”
2003年，求告无门的张家福再一次外出上访。途经广州路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处法医门诊。他心中一动，能不能请法医给他做个伤残鉴定呢？
做鉴定的时候，他跟法医述说了自己的遭遇，隔壁诊室的法医胡志强在一旁听见了，忍不住问他，“你这是看病还是讲故事呢？故事很有趣。”张家福来了力气：“什么故事，都是真事。”
胡志强听完事情的详细经过，问他，“想过找律师打官司么？我愿做你的诉讼代理人。”这位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副主任法医师，业余尚在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受理医疗案件。张家福自然情愿，他暗自琢磨：“法医法医，不就是懂法又懂医吗？”
要申诉医疗赔偿，关键是要拿到医疗事故鉴定。在胡志强的帮助下，2004年，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张家福医疗纠纷出具了鉴定，鉴定虽然承认医生对病情的严重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但最终结论却是“不属于医疗事故”。
张家福不服，继续申请更高级别的医疗鉴定。江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也出具了一份鉴定书，鉴定书中指出，“肺切除发生食管损伤是一种少见的并发症”、“手术误伤食管”。但最终结论依然是“不属于医疗事故”。
上告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还有一线生机
还有一线希望，就是中华医学总会，全国最高级别的医学会。“中华医学总会很少受理医疗鉴定，即使受理，费用也很高，要8500块，这对我简直是天文数字。”
张家福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跟儿子说：“去北京做鉴定，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但我抱了百分之百的希望，如果这一步，我不走到底，会是终生遗憾。等我死了，也要跟着我，到火葬场里去烧。”
胡志强为他申请到了中华医学会的受理，两个儿子借了一万两千元的高利贷，张家福和他的代理人买了最便宜的硬座火车票，进京去了。
张家福盛赞胡志强，“跟我坐火车硬座挤公交车，吃最简单的面条，连夜赶路，一点怨言都没有，我觉得他素质真好。”胡志强为张家福查找了大量的医疗文献，甚至敏锐地判断出手术方案中有一句话是医生在手术失败后另外添写上去的。
“手术议定书上要有家属签字的，医生在后面写了一句‘可能行右全肺切除’，而前面几页里却根本没有提到，胡律师就此判断，这句是手术失败以后加上去的。中华医学会的专家质问赵医生的时候，他也无话可说。”
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本事故争议属于二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医疗鉴定出结果的那天，正是张家福二儿媳的预产期，张家福给孩子提前起了小名，叫做“好运”。
他被叫去等候医疗鉴定结果，结果出来了，要先签字才能看。他央求工作人员：“先让我看看行吗？我等了七年了，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看不到结果，我签不下去。”
故事并未结束
张家福与胸科医院纠纷一案，经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审理并协调，南京市胸科医院一次性赔偿张家福人民币六十三万元，经扣除张家福数年来的住院治疗费用后，实际支付四十六万元。
对此结果，南京市胸科医院拒绝接受采访。医务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工作人员代表院方表示，无法对事件经过给予说明。“都是七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坐在自家的小沙发上，张家福手里拿着三张截然不同的医疗鉴定对比，“脑子像过电影一样，一出出地过。”他不明白，同一个手术，怎么到了不同的医疗鉴定者那里，结果就天差地别。“一会是措施得当，一会成了少见的并发症，一会又成了处置不当？第一次鉴定就给公正的结论，还用得着费那么多事吗？”
他更加不知道的是另外一个事实：从2002年到2004年8月31日，中华医学会共鉴定37起医疗争议，并否定了其中30起省级医学会做出的医疗鉴定（包括事故等级与责任程度），否定率占鉴定总数的82%。
医院，你的名字就是苦难？
此时的张家福，正半坐在家中的床上，等着度过余生。他的胸腔里仍有大量积液，走动的时候，能听到晃荡晃荡的响声。他刚刚吃罢午饭：三片冬瓜，几根海带，一只小小的肉丸子——不能再多了，多吃就会漫出来，水也不能喝，一喝水会渗到胸腔里，渴急了才抿一点点水。
门外，是他家的几亩瘦田，因为无人耕种，快要荒芜。妻子丁治凤收拾罢午饭，坐在小板凳上看儿媳逗弄孙女，黑红的脸上露出笑意。她的身体也被拖坏了，一下田劳动就会胃出血，检查下来是胃溃疡，医生叫她动手术切除，她不愿意。
她说：提起医院就害怕。
“不能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
——代理律师胡志强谈医疗事故鉴定
“2002年《医疗事故鉴定处理条例》出台以后，成立了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库，随机抽取。一般地方性的专家库有1000-2000人，这样虽然能保证公平，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不少弊病。这些专家平时就是地方上的医生，互相之间都熟悉，这就造成了‘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缺乏一个客观的第三方。而且鉴定是采取过半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法，这套方法作为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是用来处理科学问题却绝对不科学，因为真理并非总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另外，我们法医出具法医鉴定是要签署法医姓名、随时准备出庭作证的。而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只盖公章，不署参加鉴定的个人姓名，在法律上，鉴定人既非自然人、又非法人，就不合证据法。这也造成了鉴定专家下结论轻易、难以对证等弊端。”
这位同时身为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的法医，在2001年中国卫生法学会的会议上就起草并提交过一份《医疗纠纷处理法》，提议设立卫生仲裁庭，由法医学学专家和社会鉴定机构进行医疗鉴定。这一提案跟历史上的许多提案一样，纷纷叫好，但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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